不止中国速度令人骄傲，中国建造背后的匠人同样值得骄傲！
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武汉火神山医院从方案设计到建成交付，仅用了十天。我们感动雀跃，与外媒一同赞叹中国速度。但是，抛开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这样的速度对中国建筑师来说似乎是一种绑架。业主要快要多，要大要高，大多数建筑是没有太多思考后的产物。5000年的中华文明被解构，属于我们的建筑体系尚未建成，对中国建筑师的不信任由来已久。
在2007年4月以前，我国重大建筑的设计招标几乎都是面向全球进行的，原因有二，一是改革开放后国人的眼光不再局促；二是历史残音多方面的落后，导致国内建筑设计仍然需要时间去成长。许多我们耳熟能详引以为傲的建筑并非像普通百姓想象的那样出自中国建筑师之手，反之，他们一度被戏称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田。
2007年4月25日，随着2010上海世博会脚步的临近，组委会决定作为东道国的场馆，应该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建筑师设计。他们向五大洲的华人发去邀约，第一次如此重大的建筑招标文书全部由中文写成。经历过三个多月慎而又慎的评选，以何镜堂为首的设计团队从344个方案中脱颖而出，13个月反反复复的方案优化，两年半的现场设计与施工。2010年，名为“东方之冠”的中国馆终于得以与世人见面。意大利著名建筑评论家卡萨帝认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是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分水岭，开创了中国建筑设计的一个新时代。
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很难不去在意何镜堂满头的银发与不寻常年龄。要知道，建筑师是一个常常需要熬夜，非常辛苦的职业。而这样一位80多岁的老人，竟然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战在建筑设计行业。
我很好奇，是什么支撑着它。上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呼唤着年轻的建设者们。何镜堂还只是个中学生，却已经开始对未来有无限的期盼。他喜欢数学、物理，却又无法割舍对绘画的热爱。直到一位老师告诉他成为建筑师可以兼顾两者，他做梦都在憧憬着这份职业。195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尽管他学习认真，性格内向，但并没有躲过时代的洪流。1958年，全班被分为两个小组，分赴海南和汕头协助人民公社规划。1959年，他与同学们艰难回到广州。1960年，教育大发展，教师奇缺，何镜堂因学业优秀被提前毕业去充实教师队伍。半年后，教育部制止了这种拔苗助长做法。何镜堂也在同年结束了五年级的学业，因各方面优异，被推荐为研究生。
研究生阶段也是三年自然灾害最艰苦的时期，周围一片悲观气氛，他却沉浸在学习的快乐中。1965年27岁的何镜堂顺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被分配到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工作，多年的潜心钻研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时，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正当何镜堂准备正式高飞、大展才华的时候，文革突如其来，何镜堂被下发到农村，理想化为泡影。
人生中最黄金的十几年，何镜堂在碌碌无为中度过了。当他以为自己将无法回到挚爱的建筑行业时，80年代初，一则号召研究生归队的通知，让何镜堂看到了希望。是师妹亦是妻子的李绮霞当即决定回到广州，回到华南理工大学。回母校的第三天，陈开庆院长找到何镜堂，称深圳科学馆要举办设计竞赛，时间只剩三个星期，是否要参加？何镜堂果断地答应了。他马不停蹄的骑着自行车，找到当时在买安家用品的妻子，二人坐上长途大巴到现场看地形，了解工程的来龙去脉，花了20多个日夜反复推敲比较，最后一夜彻夜未眠，终于及时完成了模型。
何镜堂曾在采访中回忆道：“当时6点多钟就来通知方案中标了。哎呀，对我人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就是回到改革开放前沿的第一炮打响了。这个项目极具纪念意义，是我回来的第一个作品，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大的作品。”在人生的45岁，何镜堂终于拥有了第一件作品。两年后，深圳科学馆的建设顺利完工，这个风格新颖的八角形建筑，成为当时深圳的八座标志性建筑之一。在后来的日子里，何镜堂又先后主持设计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中国市长大厦等地标性建筑。世纪之交，国内许多大学开始扩大招生规模，各个高校的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华南理工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澳门大学、广东药学院、重庆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都能看到何镜堂主持设计的作品。
由于他在建筑领域的成就和贡献，1999年，何镜堂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1年获首届梁思成建筑奖。在中国建筑学会建国60周年建筑创作大奖主选中，他以13项作品获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获奖最多的建筑师。如果把何镜堂的人生看做一条时间线，我们不难在这条时间的长河里发现中国当代建筑的发展历程。我们战乱变革中顽强生长，奋力展翅高飞，被重重打下，又振作起来扑动臂膀。在历史长河的特殊节点里，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中国建筑发展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