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消失的“老破小”筒子楼，见证苏联瓦解，见证中国变强......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的记忆里是否有一座座长方外形上安着方方正正窗户的筒子楼，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各地有着不少这样的建筑。在我的记忆里好像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这种楼房当时是企事业单位住房分配制度紧张的产物，普通老百姓基本都住在平房里，那些在大单位工作的职工才有优先入住的资格。最近看到有人讨论这种建筑风格是学习日本还是苏联？那当然是我们的老大哥苏联了。

目前我们所见的筒子楼屋顶一般都是平层屋顶，在中国刚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时期，房屋一般都是中式屋顶搭配西式楼身，这是西方传教士为了更好融入中国所作的设计。有不少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会选择穿着中式服装，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减少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社会的阻力，而西式楼身加盖中式屋顶，亦是同理。

在晚清时期，国务总理李鸿章倡导和推动之下，开展了国家政权主导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开始崇尚西方文化，建筑结构设计也因此产生改变，诞生了不少诸如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旧址、北京市西城区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北京座堂、辅仁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等西式建筑结构加中式大屋顶的特色建筑。当时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就曾反对过这种建筑方式，认为生搬硬套建筑设计，破坏了中式建筑原有的美感。

时代车流滚滚向前，时间走到五十年代，中国开始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的老大哥苏联派遣了一批援华专家到中国来。当时有位苏联专家维拉索夫在看到上海遍地西式建筑，认为这样缺乏民族形式，鼓励中国在建筑上使用民族形式。因此，以梁思成为首的北京建筑学界展开了多次自我批判，痛悔过去！自此以后，建筑开始向大屋顶发展，以大屋顶作为建筑上的民族形式，与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建筑划清界限，借此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

而大屋顶式风格走没多久，苏联老大哥又变了，1955年苏维埃建筑学会被废除，斯大林建筑时期告一段落。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建筑开始往极简实用主义靠拢。由于二战苏联发生了严重的住房危机，导致许多苏联人只能临时居住在合住房、工棚、地下室或者危房里，这时的苏联急需解决住房问题，因此便有了更高效、更经济的赫鲁晓夫楼，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筒子楼。虽然赫鲁晓夫楼长得平平无奇，但却极大程度的缩减了建楼时间，合理分割了建筑空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苏联人民的现实问题。

当时的中国正积极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建筑也因此受到影响而改变。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设计以及施工工作会议，批判了建筑设计里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及复古主义，并集中清算了一批大屋顶风格的建筑，梁思成及一批业界的专家和领导又对此做了检讨。梁思成这样说道，我所提出的创作理论，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攒起来的建设资金。

从这里以后板正的赫鲁晓夫楼开始走进人民的生活，你以为大屋顶的故事结束了？不不不，1958年北京要建造一批用于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庆典建筑，当时高层决定重大建筑还是得采用民族形式，因此大屋顶建筑仍然占着很高的比例。在北京八十年代十大建筑评选中，人民也给出了心仪的答案，采用大屋顶建造的北京图书馆新馆以173046张票数高居榜首。

中国的建筑历史是在成长中不断改进而形成的，每一个时期的独特建筑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正是有了它们的存在，我们才能走得更远、看得更高，蜕变成为独一无二的我们。